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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五回了趟老家。 几间房子继续朝南晒着太阳，门口有五六个邻近的小孩子在嘻笑打闹。爸妈坐在过堂里的木椅上，享受穿堂风的温柔。一只帅气的中原小黑狗瞥见了我这个陌生人，奋力地汪汪猛叫。 妈妈乐呵呵地告诉我，小黑狗是两个月前抱来的，看家本领不赖。 我们挪到门口的银杏树下聊天。她指着右手边的那棵发黄的小树苗说，“瞧瞧你爸干得好事，嫌这棵树长得慢，去年挖坑给它上化肥，根都烧坏掉了。” 庭院里还有两棵粗壮的银杏树，它们的年龄早于我，当然个头也是我的两三倍。很多年前，爸爸就突发奇想，要自己动手给两棵银杏树嫁接。三次努力的嫁接试验都以失败告终，他终于无奈地承认了一个事实，两棵树苗还处于羞涩的青春期，不想成家结果。 “嫁接”是一个美妙地词。它意味着结合，意味着转移，意味着尘埃落定与死心塌地。我们会把麻烦嫁接给别人，把没完没了的思念嫁接给另一半，不管对方接受不接受。我们还经常嫁接自己的信仰。 中国人有信仰吗？这是一个难题。 恋爱中的男生喜欢跟别人乱说，“你就是我的信仰，没有你我不能活”。好吧，很多年过去了，你过得还挺滋润。爱情是一个人的信仰吗？我不敢肯定。在我看来，信仰应该是一种恒定不变的、脱离你独立存在的神秘力量。你的恋人也许会做动车出轨，可能会被人摸奶、在陌生的酒吧里做啪啪啪的事情，未来一定会变老。更尴尬的是，稍加一点时间的帮助，你对这位的信仰可以轻松地换成另一个人，虽然这样不好。 在我还分不清费尔蒙跟荷尔蒙区别的那段时期，我疯狂地迷恋上了庄子。我攒够了零花钱，跑到小镇唯一的书店里捧回了《庄子》。旁边的老大爷在认真地看杂志，哦，杂志的名字是《茶余饭后》，北方有名的一本乡村文娱读物，封面文章的标题大致是“那一夜，我上了表姐的床”、“嫂子，请再爱我一次”，诸如此类。 《庄子》有一章谈到了“亲情”的寓言故事。某一天，庄子在路边碰到一群小猪躺在母猪肚子上吃奶，等庄子办完事情回来的时候，他发现小猪们惊慌失措地乱跑，原来地上的母亲已经没有了气息，发病死掉了。 小猪迷恋的是母亲的身体，还是母亲一进一出的气息呢？说白了，庄子是在思考“灵与肉”两者关系的问题。一家人生活，所有成员都保留了彼此的记忆，将来到了“子欲养而亲不待”的时候，你是因为深藏内心的“共同记忆”哽咽呢，还是因为一个小黑盒子流泪呢？ 许多人读不懂西方家庭关系的冷漠。子女们到了十六或者十八岁，就被父母撵出家门，踏上艰险困厄的人生旅途。瞧瞧在中国“亲情”二字的份量有多重吧！你跟你的父母之间，那根脐带从未割断过。 亲情是值得珍惜的情感，但我们把这种亲情嫁接了，本该留给“信仰”的位置，“亲情”却占了座。因为它们实在太相像了：给你源源不断的动力，给你活下去的勇气，给你失落后的精神寄托，给你与社会谈判的砝码。它们的区别同样明显，信仰是脱离你的家人存在的，它是只属于你的“记忆”，别人分享不得，当然更不可能从你心中夺走。同样的道理，朋友、爱人都不能算是一个人的信仰。 回老家第二天，我带着点吃的东西去看望我的爷爷。在我的记忆里，我数不清他究竟有多少个名字。从小到大，邻里相亲谈到他，用得都是我没有听到过的称呼。如今他一个人生活，精神头儿却不错。 “平时抄抄《圣经》，教大伙儿唱歌。”我问他每天怎么打发时间。他告诉我，《圣经》已经抄完几大本了，他现在每个礼拜都要给教友们讲经。“得先自己学啊，不然怎么跟人家说。” 屋子里灯光昏暗。我看到桌子上有个切掉一半的塑料瓶，里面插着几朵野花。 “这是什么花？”我问他。 他笑了，说，“我早上在路边发现的，你仔细看，不是花，叶子上面是像花瓣的斑纹。”我拿起一瞧，果然是叶子，但像花一样美。 我随手拿起桌上一本笔记，里面密密杂杂刻满了字。对，是刻，他的硬笔字功力远近有名，写得很耐看。笔锋硬朗，像刻在纸面上，可惜我没学到家。 “人闲着就会胡思乱想，容易憋出事，我让自己忙起来，算是找份不拿钱的工作吧。”他这么跟我说。 工作？我忽然一愣，感觉这个词离我挺远。一些人把工作视为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，在我看来非常可笑。我一直吝啬地认为，那些努力工作的人其实又是在“嫁接”他们的信仰。 工作给了你太多东西，所以你把它请上了信仰的位置。撇开工作不谈，你觉得自己有信仰吗？你会在繁忙的八小时之后茫然无措吗？离开了公司，你的心寂寞到滴血吗？你还有热情跟动力去折腾些事情吗？如果你不幸回答不了这些问题，你就该停下来，好好想一想信仰这档子事。 信仰是一个好东西，我在努力寻找她。一个人绝不能浑浑噩噩地活，至少那不是我的活法。有时候我觉得自己老了。我把目光投向了年龄比我小的人，希望能从更年轻的群体中找到灵感。 你可能看到我的表情很严肃，对不起，那是因为我在思考。